这种投机做法也是理性选择。

第二天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等各大平面媒体均以大字标题中国证券教父在台发表演讲作了报道。当时是李登辉主政台湾，大陆从政从商人员均不准访台，我当时是以复旦大学教授身份随团出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是以清华大学教授身份随团，同行的还有北京大学萧灼基教授。

只有同时具备这三种素质才能抓住人生的机遇，用好人生的机遇。第二，你性格中有相当坚强的一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勇气你也有，我不担心你上任后会半途而废。第二次找龚行长是在党校搞调研时，这次谈得比较具体深入，更多的是我们互相之间的交流、观点的碰撞和补充。这三次研讨会充其量可以说是互教互学，也不存在谁教谁学的问题。1988年7月18日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成立后，在公司董事长张效浚先生亲自安排下，公司派我以副总干事的名义参与了由日本野村证券担任总干事的一宗日本债券的发行和募集业务。

三是金融改革问题，我向他介绍了我观察到的在苏州河桥口、静安寺等地存在的自发性国库券民间交易的情况，以及我对深化金融改革，放开国库券的二级市场交易，把这种私下的交易引入有组织的公开市场操作的机制中去的思考。主要内容有这样几点：（1）要成立专业性的证券公司，上海要成为交易中心，证券公司必须有数量上的保证。进入 余永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地方债 。

这里是一些数字，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当然这不是一致的看法，有不同意见，。总之，大家前一段一直在研究会发生债务危机的临界点，但是看来很难判断什么是临界点，而且债务危机的爆发往往是非线性的，债务危机的来临具有突发性，所以央行搞金融的人应该实时警惕。在最近这些年来，许多经济学家都对可能导致债务危机的临界点做了研究，我刚才我没有时间仔细讲，大致来说，债务危机可以看居民部门会不会发生债务危机，企业部门会不会发生债务危机，公共部门、金融部门会不会发生债务危机，所有这些都应该分别考虑。中国目前的债务总体情况，这都是官方数字，公共债务，含地方，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总额，总新的数字是21万亿，居民债务是2万亿，公司债务的判断非常不一样，有人说是60万亿，有人说57万亿，有人说更小，我们把比较大的债务数字加在一起除以GDP的比是160%。

中国这些债务里面比较显著的是中国的企业债，当然企业债的统计也是没有什么特别权威的根据，根据大多数投行一般的看法，认为中国的企业债，社科院的研究是110%左右，有些地方研究的是150%，160%，甚至更高，这是投行的一些看法，中国的债务超过了100%，在120%以下，在全球名列前茅，其他的债务情况相比来讲是比较好的，这一项是比较危险的，比较高的。这个比例应该是比较高的，但是应该看到，中国的债务形势依然是可控的，中国债务对GDP的比显著低于世界主要国家，美国2008年为369%，日本更不要说了，目前仅国债一项就超过了GDP的23%，这是第一，跟那些国家相比，中国的债务应该引起我们警觉，但并没有到达跟其他国家相比那么严重的地步。

而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债，到底是多少首先我们不知道，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这些人得了病没有我们不知道，各项指标是多少，我们也不知道，特别希望统计部门对这个事情加以高度关注，给我们提供数字，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就不重复了。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非金融部门，就是公司，公司债务对GDP的比不应该超过90%，居民部门债务对GDP的比应该超过85%，公共部门债务对GDP的比85%，金融部门债务对GDP的比没有什么一致结论。第三，中国还拥有大量的国有资产，具体数字我不知道，相信李先生知道的非常清楚，我这里只是引用一个数字，一百万亿。跟日本相比，日本2012年9月末，企业债务是252%，居民债务是77.4%，政府债务是231.4%，大大高于中国。

我认为最危险的，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债，到底是多少首先我们不知道，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这些人得了病没有我们不知道，各项指标是多少，我们也不知道，特别希望统计部门对这个事情加以高度关注，给我们提供数字，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就不重复了。中国金融体系存在哪些风险？地方政府债务、中国企业债务、影子银行、国际收支结构存在问题，跨境资本流动存在问题，这些问题都可能会导致债务危机，当然这只是些可能性。我之所以害怕，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们跟地方政府打了这么多年交道，地方政府有没有还债的意愿，有没有还债的能力，我表示怀疑2013网易经济学家夏季论坛7月31日在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谈到中国金融危机未来出现的可能性。所以过去这20多年来债务危机的发生给了我们一个教训，我们应该注意债务的各个环节，各个链条，不能对任何一个方面掉以轻心

如果考虑航运成本以及各种隐性成本、供应链成本，中国的总体成本优势将变得微小。高端制造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目标，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这将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

与美国相比，在过去的30年中，要素红利是中国高速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仅微软一家，去年的研发投入即达95亿美元，其中90%投向了极为关键的云计算领域，排名第二的英特尔去年技术投入也有65亿美元。

事实上，中国商业用地的价格已经大大超过美国。那么，中国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呢？发展为何会趋于停滞与衰退？其原因在于发展推动生产成本的提升，特别是劳动力工资，人口红利的用尽，产业的转移，同时也在于产业升级转型的迟缓和不到位，由此结果是产业的空心化，失业率的上升，国家财税的减少。中国全国平均为每平方英尺10.22 美元，相比之下，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成本只有1.86 美元至7.43 美元，田纳西州和北卡罗莱纳州为1.30 美元至4.65 美元。短期内政府可能损失财税收入，但是长期来讲政府将保有企业，保有就业和保有财税。对此，美国在产业转移后意识到这一问题，并正在采取相应政府政策，阻缓产业的转移以及鼓励产业的回流，据调查，有近40%的美国企业准备把工厂从中国迁回美国，外商直接投资（FDI）自去年11月份以来，只有5月份同比出现0.05%的短暂同比正增长，其他月份均为负增长，其中6月FDI同比回落6.87%。此外，中国工业用地已不再便宜。

在全球IT企业研发投入30强中美国有12家，其次是日本，有10家，中国只有华为一家企业上榜。2010年9月的《创造美国就业及结束外移法案》提出，将为从海外回迁就业职位的企业提供为期24个月的工资税减免，并终止为向海外转移工厂和生产企业提供的数项补贴，如免税和减税。

据预测，以美元计的中国工资将每年增长15%-20%，超过了生产率增速，在考虑美国较高的生产率后，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的州之间劳动力成本以往巨大的差距有可能到2015年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在沿海城市宁波工业用地的成本为每平方英尺11.15 美元，在南京为14.49 美元，在上海为17.29 美元，在深圳为21 美元。

进口动力煤的价格上涨和对高耗能企业的优惠税率的终止，也推高了这些占中国电力消耗74%的行业的经营成本。企业研发投入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虽然向西部转移可以降低用地成本，但企业物流成本会出现较大上升，并有可能失去沿海的产业集群便利。2010年8月美国通过《制造业促进法案》，将暂停或降低供制造业使用的进口原料的关税。在各种有利条件下，投资中国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通常高于发达国家，全球生产性资本不断流入中国。三是政府在市场外部通过财税收入补贴企业，或者政府承担劳动力成本与社会福利的提升，以维持企业竞争力。

然而，随着人口有利优势的消失，中美两国部分行业劳动力成本差距快速收窄。那么，相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国产业升级与转型又将如何推动呢？一个国家是否在生产？一个国家在生产什么？以及产品是否能够卖出去？决定一个国家的财富与竞争力。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举世瞩目，这主要是基于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目前中国原有出口外向型产业结构与发展模式面临三重打击，首先是外需萎缩，订单减少，开工不足，其次是成本提升，竞争力下降，企业利润锐减，其三是外资回流与转移加速，由此结果企业面临生存困境，社会面临失业压力，政府面临财政紧缩，中国世界工厂地位面临不保。今年初，奥巴马发表第三次国情咨文，确定其2012大选竞选主题，并提出由美国制造、本土能源、劳工技术训练与美国价值等四大支柱，建构国家永续经营建设的蓝图，美国甚至要成立贸易执法部门调查中国等国贸易行为，誓言把流失的美国制造夺回来。

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他们无不经历了快速增长，但是目前他们无不又陷入经济的低迷与衰退，那么，中国在经历了快速增长之后，如何才能避免停滞与衰退呢？归纳讲就是短期内重点是阻止或者减缓产业转移，长期来讲重点在于加快产业升级转型，后者是根本，前者是为后者争取时间。历史证明，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企业与创新者的竞争，没有创新者，没有企业，也就没有就业，政府也就没有税收，国家就会动荡和衰退。

美国是在制造业流出之后，才醒悟，那么中国为何不在流出前或者在流出中，就醒悟并采取行动呢？ 进入专题： 中国 经济 。与此相比，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大发展的历史时期，这是中国崛起的基础。目前，中美之争既是政治军事上的，也是体制与价值观上的，但更是经济上的，中美经济之争的实质在于制造业和世界工厂地位的争夺，因为显然世界工厂决定世界体系，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话说，美国再工业化的目的就是让明天的制造业岗位不再扎根中国和印度，由此为美国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最近两年，尽管美国经济基本面难有大起色，但政府研发预算并未减少，2011年即达1480亿美元。

美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资本输出地，但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有序推进，美国资本和技术流出将逐渐逆转，可能由海外直接投资净输出国转变为净输入国，这不仅会导致美国资本回流，而且其种种优势和巨大的市场还会吸引全球资本，使中国的吸引力下降。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来看，其衰退无外乎是因为成本提升，利润下降，导致产业转移，以及与此同时产业升级转型乏力，最终导致产业空洞化，由此经济趋于停滞与衰退，社会失业率剧增，国家陷入债务危机，频临破产。

过去20年欧美发达国家面临的困境是一方面去工业化，低端产业加速流失，另一方面产业升级与再工业化进程乏力，难以推进，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陷入巨额赤字。另外，中国的要素价格普遍在上升，2010 年以来，中国的电力成本已飙升了15%。

对此美国已经清醒过来，美国制造回归声势浩大，那么，中国制造又将何去何从？这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严峻挑战，对此中国也可以借鉴学习一下美国。那么，如何才能阻止或者减缓产业转移呢？产业转移的原因在于生产成本的提升，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提升，由此导致企业竞争力的下降，利润空间的萎缩，企业为了生存和高额利润，就会推动产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对此采取的反制方法一是通过城镇化，进一步挖掘人口红利，二是引进廉价劳动力，但是这会产生移民问题，以及遭到国内劳工的反对。